近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发布的信息显示,广州市校(院)联合资助项目14家共建单位获得各类集中接收申报数达910项,占全市29%。
市校(院)联合创新体系建设成效初显,离不开广州科技计划项目实施方式创新的加持。五年间,广州以1.2亿元财政经费为引导,撬动社会资本投入基础研究超8.5亿元。
积土成山,滴水成海。这是政府与市场、社会协同,实施创新驱动发展的成效缩影。近三年来,广州将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强市作为重点开展的工作之一。
在当下城市竞合的时代情境中,广州持续构建开放型创新生态,释放体制机制潜能,汇聚人才、金融等各类要素的“光华雨露”,哺育出郁郁苍苍的“创新雨林”。
制度松绑:留下“自耕地”,“悬赏”克难题
雨林生长,自有“法则”。
40多年前,安徽凤阳小岗村“大包干”模式,承载着解放生产力的使命,拉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40多年后,这一模式在广州迎来回响——
今年5月发布的《广州市科技计划项目全过程管理简政放权改革工作方案》,首次允许高校和科研机构,按照各自制定的项目管理办法来管理基础研究类项目。
广州市科技局不再对单个项目进行管理,不再给科学家逐个“记工分”,而是考核高校科研院所的整体宏观绩效,如青年人才培养、科研条件建设等;
高校科研院所得到科技项目的“自主管理权”,只需耕好“责任田”,定期“交公粮”。这将摆脱科研项目结题验收“数文章论英雄”的怪圈。
此举可视为广州科技体制改革的典型实践。
科技创新和体制创新,如车之双轮、鸟之两翼,互为促进、缺一不可。科技创新要取得突破,不仅需要基础设施等“硬件”支撑,更需要制度机制等“软件”保障。
2019年,广州制定了合作共建新型研发机构经费使用“负面清单”,明确开列不予使用的领域,清单以外充分开放;同年,广州出台《市级财政科研项目资金绩效提升和管理监督办法》,将科研经费直接费用中所有科目费用调剂权,全部下放给项目承担单位……
近年来,广州搭建科技体制改革的“四梁八柱”,逐步建立起具有广州特色的创新体系。与此同时,广州要实现创新要素加速聚集,以市场之手改进资源配置方式。
8月,2022年度广州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创新发展试验区人工智能社会实验揭榜挂帅项目榜单发布。一年内,广州发布此类榜单或征集需求不下3次。
这意味着企业可以提出依靠自身力量难以解决的重大需求或产业关键技术难题,即“发榜”,市科技局面向广阔市场“张榜”。有研发实力的高校、院所、企业等创新主体“揭榜”。揭榜方与发榜方组成创新“联合舰队”,共同开展项目技术攻关。
“揭榜挂帅”的本质可视为一种“科技悬赏”:一方通过发布需求攻克现实问题,另一方权衡自身能力和经济收益后揭榜,形成精准对接。强强联手、保证“投入—产出”效率;事务解决以结果为导向,不问英雄出处……
当科技体制改革走向深水区,广州市政府选择了适时放手、激流勇退;市场主体则获得了澎湃动能、百舸争流。一退一进,源自广州加快建设科技创新强市的科学布局,彰显了一座创新之城刀刃向内、冲破藩篱、规律施政的强大魄力。
人才引力:百川汇热土,筑巢引凤来
8月18日,由21家企业重组整合而成的广州人才集团有限公司(下称“广州人才集团”)揭牌成立。现场,人工智能与数字经济广东省实验室(广州)(简称“琶洲实验室”)等单位,与广州人才集团签订全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把人力资源当作一个产业来发展,本身就具有创新性和挑战性。”在中国科学院院士、琶洲实验室主任徐宗本看来,人才集团为人力资源的供需提供了精准匹配的平台,并建立一支专业化的服务队伍,将极大提高人才服务的效率,发挥人才的价值作用。
人的流向,关系城市走向;人的质量,决定城市品质。从实施“广聚英才计划”,到成立人才集团,广州做的正是将人才的活力调动出来。不仅是广州钟意人才,更要人才钟意广州。眼下的广州,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人才。
以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为代表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成为广州经济增长的新动能,转型升级需要以及新经济崛起使得对人才的渴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来得强烈。于是,“十四五”规划纲要中,广州把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建设全球人才创新创业高地放在首要位置。
根据广州未来五年的蓝图,扩大人才吸引的“留”和增强辐射能力的“流”,成为广州缔造创新生态的应有之义。
人才之“留”,有力度、有温度。
2021年7月1日开始施行的《广州市科技创新条例》,增加了多项关于科技创新人才的规定,其中特别指出“市人民政府应当推进国际化人才特区建设,开展技术移民试点”。
技术移民本质就是以“人才就是最大的资本”为理念的移民安排方式,可以表现为绿卡、归化、短期居留等多种方式在国民待遇上的进一步升级,是极为亲民的移民安排。
相比先前的“人才绿卡”制度,“技术移民”更普惠、更包容、更快捷。它意味着,广州将突破更多制度壁垒,打破大湾区内部人才流动壁垒,刺激人才跨境流动。
人才之“流”,有势能、有动能。
广州近年打造的“2+2+N”战略科技创新平台体系,为广州带来了大量原始创新人才。高校荟萃、院所林立,这里既是人才培育的摇篮,又是英雄的“用武之地”。
“以南沙科学城为代表的广州科创高地,具有人才的‘集聚效应’和‘溢出效应’。”中国科学院工业技术研究院党组书记、理事长、院长李令奇指出。
其中,“集聚效应”源于创新平台体系对人才的吸引和发掘;“溢出效应”则是创新平台的人才在广州地区的流动、扩散。两种效应将共同为广州带来正向收益。
破除制度羁绊,高筑凤巢待栖……无论是“留”还是“流”,广州都以海纳百川的气度,向海内外人才释放出绵绵不绝的包容、友好信号。
金融赋能:源源活水来,填平风险谷
美国硅谷、深圳南山、北京中关村,“科创”与“投资”共同构成了它们的代名词。苹果、谷歌、腾讯、联想、京东……一批又一批驰名全球的科技企业正是从这些地方走出。
而今广州也将对标上述地区,力争用3—5年时间打造在国内外具有一定影响力的“标志性”风投创投集聚区,形成风投创投集聚“虹吸效应”。
今年8月,广州市政府印发《关于新时期进一步促进科技、金融与产业融合发展的若干意见》。这份文件对科技金融工作进行了诸多创新性布局谋划。
例如将“广州市科技成果产业化引导基金”调整为“广州市科技成果产业化天使母基金”;探索设立私募股权交易平台;探索设立广佛科技金融合作示范区等等。
从金融切入影响创新生态,广州深谙此道:
科技发展从来都不是踽踽独行。“创新流”更好更快发展势必依赖于“资金流”的支持;“资金流”的壮大也要依赖于“创新流”的持续产出。
当科创企业尚在初创期,往往意味着它处于“死亡谷”里。因为,在此阶段企业发展前景尚不明朗,又无足量的成果产出,故很难获得融资。
金融机构踌躇之时,财政资金就要发挥引导作用。广州早已明确:聚焦“投早”“投小”,围绕中国创新创业大赛(广州赛区)项目等,利用财政科技经费开展天使股权直接投资。
出资比例是财政发挥引导效能的“硬指标”。通过放宽杠杆限制、建立让利机制等举措,进一步解决财政引导社会投资的约束问题。
政府财政能为创新环境的打造“豁出去”,金融机构也将为创新生态的建设“加油干”。
8月,广州市、黄埔区的科技信贷风险资金池受托管理机构达成战略合作,市区两级资金池无缝连接。今后,两级财政资金叠加,最高可累计补偿不良贷款本金余额的90%。这将大大激励银行等机构放贷,助力科技企业快速融资,度过创业初期的“风险谷”“死亡谷”。
如今,广州金融业已成为全市第四大支柱产业,2020年末的金融业增加值也位列全国城市第四位。作为资金汇聚的重地,如何盘活金融资源配置技能,考验着广州的发展成色。让科技成为金融资产保值增值的渠道,无疑是一项“赢在未来”的明智之举。
未来,广州计划5年内力推至少60家科技企业在境内外资本市场上市。企业上市,意味着市场主体从“区域机构”进阶为资本市场共同瞩目的“全域单位”。其背后的财富熙攘、资金往来,将不断为广州科创赋能。这正契合了广州科技金融的美好愿景:
金融活水,浇灌创新雨林茁壮成长;创新驱动,激发城市发展活力源泉。(南方日报记者李鹏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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